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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树典型
1964年3月，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，到了邢台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，大谈陈永贵如何领导大寨入三战狼窝掌，艰苦奋斗创奇迹，称他是山西省改变贫穷面貌的好典型。毛泽东越听越高兴，竞兴奋地站起来说：“好！山沟里出了好文章。陈永贵识的字不多，做的事可不少。”毛泽东听了一天还不够，陶鲁笳又汇报了一天。从此，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5月中旬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业学大寨。他说：“农业要自力更生；就要像大寨那样，他们不借国家的钱，也不向国家要东西。”6月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，毛泽东又说：“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。”12月三届全国人大开幕，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，他以特殊方式举行家宴，共进午餐的有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各大区书记，还有钱学森、邢燕子、陈永贵等。入席时，毛泽东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，笑着说：“听说你42岁才扫盲，还会讲点‘逻辑’。你是个‘庄稼专家’，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，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。”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刚50出头的陈永贵声望日隆，备受关注。大寨按照政治家的某种需要，也不断被加工改造，被大树特树。客观地说，大寨在前期还是非常讲究科学，尊重客观规律的，所以周恩来概括大寨精神为“政治挂帅，思想领先的原则；自力更生；艰苦奋斗的精神；爱国家、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”。但后来随着“文革”的兴起；却成为推行“左”倾路线的一个样板，陈永贵也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，被推上政治舞台。
走进中南海
1967年2月，陈永贵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，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，开始了他的从政岁月。1969年中共“九大”召开，他是主席团成员，自然当上中央委员，这一晋升，极其引人注目。1971年9月，林彪集团崩溃，高层政治舞台留下许多空缺。中共“十大”被迫于1973年8月提前召开，陈永贵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
当时印有陈永贵名字的候选人名单发下后，陈永贵在华北小组看见自己名字，说道：“我这个人文化低，连个记录也记不了，政治水平也不高，办法也不多，我可实在不称职。”他说此话亦非全属谦虚。有一次他在昔阳干部会上说：“现在我民愤很大！”听众愣住了，有人在后面连忙帮他纠正：“不是民愤很大，是名声很大！”于是陈永贵马上改口。他也不能动笔，连短短的两行批示都要让秘书或他人代笔，写信、写报告只能口授一个大意，最后都要由别人完成。然而，陈永贵也有他的绝招，他能说会道，能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，讲话时能收到会场鸦雀无声的效果。
在酝酿名单时，有位中央领导说：“关于陈永贵同志来中央，过去几年就考虑过，大寨和昔阳在他领导下，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是经过考验的。永贵同志去四川、贵州、云南参观访问，敢于直言批评，没有虚辞客套，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。”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，一阵掌声就算通过了。会后，陈永贵还兼任晋中地委第一书记和军分区第一政委。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，陈永贵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。短短几年中，陈永贵奇迹般地从虎头山走进了中南海，并成为中共高层核心成员之一。无怪乎有一次在昔阳干部大会上，他自得地说；“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，马克思没有解决，列宁也没有解决，毛主席解决了，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。”
同张春桥斗
1974年9月30日，周恩来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，讲话之后，陈永贵站起来将双手高举过头，拚命鼓掌，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。可是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看不顺眼，瞥了他一眼，神情十分冷漠，显然认为他这是在出风头。陈永贵也对此有所觉察，本来他就看不惯张春桥那种傲慢派头，于是两人矛盾逐渐加深。
有一次，政治局开会讨论人事问题，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。陈永贵发言说：“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，我不同意。”张春桥马上不指名地攻击：“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，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，连拍手都爱出风头。”陈永贵顿时翻了脸，瞪着张春桥斥问道：“你这是说谁?”张春桥仍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。陈永贵站起来叫道：“党的会议不许我说话么?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，大不了我回去种地。哼！你也没那个权威。”会议由王洪文主持，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气氛很紧张。散会后，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，“老陈，够勇敢的！”李先念、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，说他捅了马蜂窝，痛快！许世友与陈永贵关系很好，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，看到他同张春桥吵了架，更是高兴。后来许世友上书毛泽东，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，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，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。
毛泽东接到许世友信后，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：“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，有些人自以为懂了，其实不懂，自以为是，动不动就训人，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。”
周恩来在医院得知情况，连忙召见陈永贵，对他说：“永贵呀!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。这样吧：等我出院了，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。
跟着别人画圈
四届人大换届选举的人事安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一天，周恩来把陈永贵找来，推心置腹地对他说道：“今天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，你要有所准备，当国家副总理，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。”陈永贵听后亦喜亦忧，忙说：“总理，我文化水平不行，实在当不了，我不当这个副总理。”周恩来正色道：“你这个永贵是不是共产党员，是党员就得听从党的安排。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，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，你还是干吧，这是主席同意的，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。你是个农民代表嘛！”陈永贵还是一味说自己文化低，能力差，水平不高，怕胜任不了。周恩来给他做思想工作，讲李自成的故事：“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群众中涌现的，谁相信农民领袖李闯王能打进北京，推翻明朝？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呀！”
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12位副总理，陈永贵名列第7。从此，陈永贵每天都要与文字打交道，要看要批的文件很多。他对昔阳来的随从叹道：“咱能干得了这?”后来他对同乡谈起自己的工作，一再说压力大，不适应：“我一个农民，从来没有动手写过，还得批文件。”有一次，陈永贵以前的老上级张怀英到北京看他；正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画圈，便问陈：“你咋批文件哩?”陈笑道：“别人画圈我画圈呗！”陈着重点了周恩来、华国锋、纪登奎等几位自己信得过的人的名字，解释说：“他们画，我跟着画，他们不画我也不画。”
“你不是‘四人帮’的人”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，一些媒体发表署名文章，批判学大寨的“左”倾流毒，昔阳也受到各方的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陈永贵直言：“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，不要权的，连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去，我想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，辞去一切职务。”1980年9月10日，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陈永贵的辞职请求，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。
同年10月，山西省召开人大、政协会议，一些人认为陈永贵有问题，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，追查他和“四人帮”的关系，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。后来这种追究呼声越来越高，陈永贵又气又怕，对家人说：“老虎吃人有躲闪，人吃人可没躲闪哩!”于是他找了邓小平，邓小平表态说：“你不是‘四人帮’的人。”由于邓小平说了话，加之中央批转了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，人们开始冷静而理智地考虑问题。这样，下边的呼声才得以平息。后来召开党的“十二大”，由于陈永贵没有当上代表，他原来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也就自然消失。
不拿工资的副总理
陈永贵是从苦水中长大的人，身居高位依然保持着中国农民的淳朴本色，生活朴素，为政清廉。
陈永贵走进中南海后，他老婆和儿子却在大寨挣工分，连他自己的城市户口也不要，所以没有口粮供应。那他吃什么呢？是大寨将每年分给他的口粮拿到粮站换成全国粮票再给他本人。陈永贵还是个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，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，按每天劳动分值一元五角计算交给他。组织上考虑到他进城工作开销大，中央每月补给他生活费36元，山西省每月又给他兼职补贴60元，后来提高到100元。
陈永贵在从政期间本可享受政治局委员的“特供本”，可他每天吃饭还是老习惯，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、面疙瘩，放上几根老咸菜、苦瓜之类，端个凳子在小院中一坐，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完一餐饭。若客人来了，他就煮面条招待。
陈永贵刚来北京住京西宾馆，每天很早起来，自己动手叠被、扫地、洗衣、泡茶，警卫员抢着要做，他说；“我又不是没有长手。”宾馆走廊上的灯亮到天明，他觉得浪费，就将灯关熄，服务员又把灯打开，他又去关掉。搬进中南海，国家给他配了秘书、警卫员、司机、炊事员、服务员，一大帮人围着他一人转，他好不自在，心想：“要是我回大寨几个月，这么多人留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岂不是浪费！”后来他搬到交道口胡同小院住，那里空地多，他就同这些工作人员一起挖土种菜，种豆角、种西红柿，吃不完就送给警卫班食堂。
他到浙江视察，人家劝他游西湖，他说“以后退休了再看吧”。有几次到了泰山、黄山脚下，人家劝他上山去看看，他也不去，说“还是多看看几个工程吧”。甚至到了拉萨，也没进布达拉宫参观。他总认为“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，红旗招展，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，才是最美的景象”。
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后，陈永贵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。他主动要求迁移到北京木樨地一幢12层的“部长楼”居住，并退掉红旗车，外出时或走路或坐公共汽车。
陈永贵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，赢得了人们的赞颂和好评。1986年3月26日，陈水贵因晚期肺癌在北京逝世。按照陈永贵的遗愿，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顶。
1986年3月29日，新华社发布了一则经中央领导审阅的消息：“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，多次受到县、地区和省的奖励。解放初期，他坚决听党的话，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，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，他积极带领干部、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创业，为促进山西农业生产建设，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。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，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。
“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；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。1983年，陈永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，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。几年来，他注意联系群众，关心农场的发展，得到了农场干部、 工人的好评。在月常生活中，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，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、朴实、节俭的传统美德。”这应该是中央对陈永贵一生的盖棺定论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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